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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冶律师办理特大购买假币案辩护思路

2017-04-18

王冶律师2013年办理谭某正特大购买假币案,该案辩护大获成功,当事人获得缓刑。王律师当年写下2万余字的辩护词,现节选其中部分发出。
广东国政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谭某正及其家属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谭某正,对本案案情有了充分的了解。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被告人谭某正购买假币的社会危害性非常低。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点,辩护人认为,谭某正案的焦点是谭某正是否明知其被公安人员搜出的家中的5076张假钞是伪钞。被告人在公安讯问笔录中之所以承认了其明知家中钞票是假钞,是出于对法律知识的缺乏,其错误地认为其在赌场换真钱的行为属于严重犯罪的行为,以为承认购买假币就可以避重就轻。但事实上,其实施的在赌场换真钱的行为并非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在确认犯罪时要依客观存在的事实,认真把握犯罪的特征、构成犯罪的具体要件,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线,做到定罪准确、有法有据,所以,谭某正不具有购买假币罪的蓄谋,其的购买行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在谭某正2010年3月26日讯问笔录第二页,当被问到如何认识卖假币的男子时,唐交待到:2009年10月份我从老家回广州找工作的时候,在火车站认识的,当他问我要不要假币,我就说看看再说,他就留了个电话号码给我。这说明,谭某正的行为谈不上蓄谋,其完全是假币泛滥的受害者,因一时糊涂而事后回头去向此上家购买了假币。辩护人同时认为,认定被告人谭某正购买假币罪的证据还是存在一定瑕疵的,人民法院对谭某正应谨慎处理、从轻处理该案。
二、《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从案件情况看,认定被告人谭某正最主要证据是,谭某正自己的口供。辩护人注意到,卖给谭某正该笔如此巨大数额的假币的上家还没有归案,公安部门也没有将其抓获,而谭某正的家属却称本案案发后在案发现场再次见到了该上家出现,谭某正向辩护人声称:当时其只是向对方提出购买10万假币,并没有提出要购买50万元如此巨大的数额,根据阅卷材料,整个案件只有谭某正的口供和其妻子的笔录,没有其他材料能对案发过程给予说明,这也充分说明,起诉书所认定的“2010年2月6日晚被告人谭某正到本市白云区永平街永泰村附近,以人民币41400元的价格向他人购得假人民币507600元”这一事实,完全是被告人谭某正自己交待的,那么,公安机关尽管对谭某正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是谭某正对于假币的来源的说明是影响到罪种的成立的,并且,谭某正的认罪态度非常好,已经坦白向公安部门交待了假币的全部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谭某正是符合从轻处罚的处理条件的,因为谭某正在公安部门上门检查时,对于公安部门尚未掌握的假币情况,已经如实进行了交待,谭某正在案发后主动交待了全部假币的来源,谭某正的行为未对社会造成现实的危害,本案的社会危害性极小,从认罪态度看,谭某正从主动投案到开庭一直都是全部、如实的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坚定了痛改前非之念,认罪、悔罪表现良好,望法庭在量刑时也一并考虑。
三、根据本案的卷宗材料,可以证实在谭某正出资购买假币的主观故意的形成过程中,是由本案在逃的另一男子首先提出的,根据被告人谭某正2010年3月26日讯问笔录已经明确,这一假币贩卖团伙在整个联系、接触、供货过程中,组织严密,是主动向谭某正推销假币,所以,谭某正在整个案件中其实是处于被动购买的地位,其购买的假币并没有实际流入市场,没有对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影响,被告人谭某正的犯罪动机出于鬼迷心窍、一时糊涂,被告人来自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与配偶因治疗不孕而来广州,因一直在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而造成了被告人谭某正的家庭极其贫困,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的类型,谭某正主观恶性较小,犯罪后果相对较轻,并且谭某正系初犯,偶犯,本次只是一时冲动方失足,但其主观恶性较小,量刑时应考虑适当从宽。辩护人认为虽然谭某正的行为构成了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但谭某正与妻子尚无子女,本身患有疾病,还有四个年老体衰的长辈,都要靠谭某正一个人去照料,如果没有谭某正,这个家庭将如何去维持?我国刑法实行的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谭某正在本案中由于受诱惑而走上了犯罪,但其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也存在一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并且,谭某正的犯罪动机也存在着迫于无奈的客观因素,其想借购买假币换真币而用于治病,谭某正完全是由于对方突然提供如此特别巨大数额的假币才造成本案,谭某正向辩护人讲到,其本来是想购买10万元的没想到对方给他那么多,他一时糊涂就买下了,所以辩护人认为,50万元假币的购买已超出了谭某正的主观故意,量刑时应区别对待。结合本案的案情,假币贩子主动多给谭某正40万假币。也就是说虽然谭某正最终多得到40万元假币,但上述40万元假币的购买确实已超出了谭某正的主观故意,量刑时应区别对待。辩护人认为:行为人在主观上出于故意才能够罪。货币不是商品,不能出售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在现实生活中更不可能存在用低于货币面值出售某一货币的情况。只有伪造的货币,才能有以低于货币面值出售或者购买的可能,因此,无论是出售者还是购买者,其主观上想牟取非法利益,发不义之财的目的不言自明。至于运输伪造的货币罪,行为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在主观上也有故意。如果托运人并未向承运人如实告知所运货物的真实情况,因受蒙骗等原因不知道所运输的是伪造的货币的,不构成犯罪。本案行为人在客观上并没有出售、购买、运输伪造的货币的行为。“出售伪造的货币”是指以盈利为目的,以各种方式或途径,以一定的价格卖出伪造的货币的行为。“购买伪造的货币”,是指行为人以一定的价格用货币买入伪造的货币的行为。“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运输”,是指行为人主观上明明知道是伪造的货币,而使用汽车、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或者以其他方式将伪造的货币从一地运往另外一地的行为。出售、购买、运输伪造的货币,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对于出售、购买、运输伪造货币罪的处罚,刑法规定了三档刑: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区分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与非罪的界限,主要注意以下两点:(1)行为人是否“明知”。如果行为人因为上当受骗或出于过失不知其所出售、购买或者运输的是伪造的货币,其行为不构成犯罪;(2)数额是否达到较大程度。如果行为人出售、购买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数额未达到较大程度的,即使有其他严重情节也不能以犯罪论处。本罪属于行为犯,并不要求有特定结果的发生,因而行为人只要将出售、购买或者运输之行为实施完毕,即可构成既遂。由于本罪展选择性罪名,因而行为人只要将其中任何一种行为而不是三种行为实施完毕都可构成既遂。但出售、购买或者运输行为也存在一个过程,因此也存在行为人因意志以外的因素而未能把行为实施完毕的可能。如行为人在出售或购买伪造货币当中正讨价还价时被抓获的,或者行为人在运输伪造的货币途中被截获的等,都展于犯罪未遂。因此,不能认为行为人一实施出售、购买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行为就都构成既遂。 综上所述,辩护人请求法庭充分考虑到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本案细节,给谭某正一个将功补过、将功赎罪的机会,对谭某正作出从轻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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